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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严酷的政治运动频繁搅动中国大陆社会，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除六四之前的短暂时期）基本上难以保障。尤其近年，祸从口出，以言治罪的事例频发，宣传审查部门严密控制下的媒体上，鲜有反对意见出现。在这种大环境下，虽然北京年年开两会，代表、委员提出的批评意见更加少见。但偶尔出现的敢言者还是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被敏感的媒体捕捉到。
崔永元：实话好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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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3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报告中说，让委员愿讲话、敢讲话、讲实话......宽松和谐的环境更重要。他说，在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中，要始终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努力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氛围。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随即刊登署名刘海明的评论文章说：人民日报官方微博3月2日批评那些“只知道热烈鼓掌、点头称是”的代表委员，认为代表委员应当铭记：你沉默，就是人民失语；你认真，民主才能运转起来! 这篇署名文章写道，政协委员崔永元回复说：“说得很中听。我们敢发言你敢发布吗？”不料，人民日报微博真的就转发了小崔的话。双方互动随后引发媒体热议。
但是，三年过去，崔永元遇到的实际情况并不宽松。2017年3月，崔永元在全国政协提案要求追究农业部在转基因食品监管上失职的责任，但他在微博上发的有关提案帖子遭删除。他在央视的前同事还提醒说，收到审查部门的禁令，不准报道他的提案。崔永元发微博称 “实话好难说”，并指删除其提案是给人民政协制度抹黑。他还上网重新发布遭删除的提案，让更多人“知晓有人阻扰我把群众的健康问题提出来。”
2017年3月3日，俞正声在政协报告中重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和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但紧接着又加上了一道政治正确的紧箍咒，声称“对任何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都必须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坚决反对，确保政协民主监督的正确政治方向。”
俞正声发表上述言论的两天后，3月5日，政协委员、前央视名嘴崔永元走出两会会场时被媒体团团围住。美国之音记者问他：你现在还做媒体（工作）吗？
崔永元：“不做，（央视）把我开了。不光不做媒体，前两年对我下了封杀令，就是不允许报道我，不允许报道我的声音，我非常愤怒。正规的方式，就是开除我这个政协委员的职务，或者说你用更严厉的法律措施，如果你认为我违法的话，否则的话你说我是选拔出来的政协委员，到这个地方代表公众来履职的，结果你让所有的媒体封杀我，这有什么道理？我到现在都想不通这件事。”
这是崔永元最后一次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两会。他的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提案充其量是跟人民的健康和饮食有关，与四项基本原则关系不大，更谈不上违背邓小平生前立下的这条规矩。
当时，崔永元对记者笑称，自己现在已经变成毕福剑了。
2015年4月，另一位央视名嘴、中共党员毕福剑在酒席上边唱革命样板戏边批毛，借以搞笑，不料祸从口出，遭人举报，丢了工作，还被限制离境。
2018年12月，崔永元微博爆料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在最高院丢失，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但是后来案情戏剧性反转，爆料的法官王林清被指为发泄对单位不满而自导自演。2019年5月10日，崔永元在个人微博贴出手书道歉声明，表示自己“轻信未经仔细证实的资料”，并认可有关部门对此事的调查结论。
2019年11月，有消息称崔永元被当局禁止出境，疑似遭到半软禁，失去人身自由。
罗富和：建议放宽网管 提案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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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素有“政治花瓶”之称的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民进中央第一副主席罗富和曾经是全国政协的二十多名副主席之一，他之前还担任过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7年3月，罗副主席对媒体表示，目前在中国访问境外网站的速度越来越慢，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极为不利。这位资深的两会代表委员提交了《关于改进和提高境外网站访问速度的提案》，认为“应通过增加国际网络出口宽带及设置境外网站访问权限负面清单等方式，提高境外网站访问速度，满足开放发展的需要。
这位政协副主席在2017年两会期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网管实施的监管负面清单是不合适的。他说，他所代表的民主党派建议实施一些很精准的过滤或者监控，而不必屏蔽所有境外信息，至于政府是否采纳这些建议，将由政府根据各方面情况决定。
这个提案相当理性温和，没有过分要求，甚至连善意批评都谈不上。当时，环球时报主笔单仁平也认为“全社会应当建设性回应罗富和提案”。但是，第二年两会，当局公布的全国政协副主席27人名单上，罗富和不在其列。
几年过去，中国网络管控的实际情况如何，中国大陆境内翻墙的网民自然有数。每到政治敏感期，就连常驻中国的外媒机构和外资企业工作中使用的翻墙软件，也经常遭受来路不明的干扰。
当前，中国网管的辖区从国内扩展到了境外。就精准度而言，近日因所谓“诋毁英烈”而遭到网上追逃的王靖渝事件显示，公安人员可以在旅居海外的王靖渝推特上发帖二十分钟内准确无误地直捣重庆他父母住处抄家“执法”。有人说这是精准到家了。
2021年2月18日，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当有记者问及中国外交推特账号数量为何暴增3倍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反问道：“为什么外国人可以使用中国的通讯平台，而中国人就不可以使用推特和脸书呢？” 有网民认为，这位发言人“问得好！”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底谁不让中国人使用推特和脸书呢？
田北俊：因劝梁振英辞职而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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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香港自由党前主席、亲北京的建制派人士田北俊由于批评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而被解除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起因是，当年10月24日，香港发生雨伞运动期间，田北俊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即将沦落到不能管治的地方，他呼吁梁振英应该自行考虑辞职。
仅5天后，这个提议就导致这位香港政治人物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被撤销，理由是他“公开发表不利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言论。”
2016年12月9日，梁振英召开记者会，宣布因为家庭原因而放弃连任。
2017年3月13日，梁振英尚未卸任就开始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至今。
历史记载显示，梁振英对于北京六四镇压的立场随着他的政治生涯变迁而出现转变。1989年6月5日，六四开枪第二天，梁振英在香港多份报刊发表联署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
二十年后，梁振英再被问到六四问题时，就没有正面回应。据报道，2010年11月12日，梁振英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的活动后，被问及当年强烈谴责中共的言论，他回答说：“对于这个看法，我没有改变”，他把六四事件形容为“中国人的悲剧”。
刘梦熊：为人民鼓与呼，不做“鼓掌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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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出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一度大力支持梁振英竞选香港特首，但三年后他承认当初一时看走了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拍错手掌，烧错炮仗，投错票箱，撑错老梁。”
刘梦熊只干了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就被下岗，而不像其他每年到北京参加两会的港区代表委员那样连任几届。
刘梦熊前不久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五年，一如既往地本着“是其是，非其非”的原则来履行职责，宁可只做一届为人民鼓与呼的政协委员，绝不浑浑噩噩做四届“鼓掌机器。
1948年出生的刘梦熊原籍广东台山，文革期间当过五年下乡知青，1973年游泳偷渡到香港。当时有不少大陆人冒险逃港，有些人还没跑过边境就被警察开枪打死。敢于冒险的刘梦熊到香港后一直从事期货及外汇炒卖等高风险行业。
2019年6月爆发的港人发送中大抗争运动中，刘梦熊一方面强烈反对港独，另一方面公开支持香港抗议者并严辞抨击北京打压香港的自由。
刘梦熊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当年在北京开两会的时候，一直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认为“三聚氰胺毒奶粉泛滥成灾的时候，大陆同胞用脚向香港投下信任一票，跑到香港抢购奶粉，是对香港的诚信体系、契约精神充满信心的表现。”
2008年，中国爆发了毒奶粉事件，因食用掺入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的奶粉而患上肾结石的婴幼儿病例多达三十万。受害儿童家长、结石宝宝之家创办人赵连海积极维权，得罪了利益集团，由原告变成被告，2010年3月30日，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名秘密庭审，判刑两年半。
刘梦熊闻讯后认为赵连海遭遇了司法不公。他不仅在香港媒体上，而且在政协分组会议上发言批评北京市官府欺压百姓制造冤案。
刘梦熊告诉美国之音，奇怪的是，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尖锐批评发言没有收入当天的会议简报供会议传阅，而是另外印了一张单页，其实就是不想上报。
刘梦熊说：“会议也要求大家不要打横炮。你歌功颂德，说坚决拥护，完全支持，认真学习这些表态就没有问题了。这样一种氛围。但是正如李文亮医生讲的，一个健康社会不可以只有一种声音。何况你党中央本身也号召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呢。”
蒋洪：“两会炮手”声援批毛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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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是被称为“花瓶政党”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央委员。他是为数不多的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敢言知识分子之一，在任期间几乎每年都发出对时政的批评或建言， 被誉为“麻辣委员”、“两会炮手”。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在选举新一届政协领导人过程中，蒋洪全投弃权票。
2017年两会上，蒋洪为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打抱不平。2016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当天，邓相超转发了数条讽刺毛泽东的微博，其中一条是：“如果他45年死，中国少战死60万。如果58年死，少饿死3000万；如果66年死，少斗死2000万。直到76年才死，我们才终于有饭吃。他做的唯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死了。”
当局随后免去邓相超山东省政府参事、省政协委员和济南市政协常委等职，校方对他作出停职检查、记过处分和强迫退休等处罚。
蒋洪教授在政协会议上要求全国政协重新审查山东省政协对邓相超的处理。他曾经对星岛日报表示，邓相超“无非是在微博上对文革和之前党的一些不正确的政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被政协和学校免职了。这其实对国家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这位敢言的政协委员还批评中国的财政预算“让人看不懂”，抨击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用车的三公消费成为一大公害。直言人大制度“是橡皮图章，我也有切身感受”。
蒋洪表示，虽然明知道提出有关邓相超的批评建议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我还是要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蒋洪委员的直率性格能保持多久，是个未知数。但是人们看到的是，邓相超至今没有恢复名誉，反倒是声援过他的山东诗人鲁阳去年却因自拍的一段批评[b]习卒习的视频而锒铛入狱。他妻子害怕当局报复而不敢接受外媒采访。
知识分子委员敢言 当权者尴尬在2017年的北京两会分组讨论 “两高”工作报告时，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所研究员张泓铭发言批评“两高”报告中只字不提被嫖娼殴打致死的“雷洋案”、民办历史刊物被当局非法接管的“炎黄春秋案”以及“邓相超案”。
张鸿铭和蒋洪在这一届政协委员任期届满后都没有继续连任，与香港的刘梦熊一样，属于“平安落地”。
为什么蒋洪、张鸿铭等一些“政治花瓶”里的敢言知识分子还能得到中共当局的一时容忍，而党内外其他知识分子如任志强、蔡霞、许章润、许志永因“不知敬畏”和“妄议中央”要受到严厉打压？目前无法找到合理的官方解释。人们看到的是，习近平当局的一些说法与对知识分子批评意见的处理是自相矛盾的。
2016年4月26日，
习卒习在安徽调研期间对知识分子、劳动模范和青年代表说，知识分子有思想、有主见、有责任，愿意对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还强调，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要积极采纳；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习卒习和俞正声所提到的“三不政策”是已故中共开明领导人胡耀邦对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提出的包容主张。后者因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受到党内保守派元老整肃，郁郁而终。他的死触发了争取民主的天安门运动。
在北京的独立媒体人高瑜上个月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中国的言论自由，现在是最黑暗的时候，比六四之后还悲观。
回顾文革黑暗时期，国家主席、中共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手持宪法，面对毛泽东的红卫兵为自己维权。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开除刘少奇党籍，将他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表决时，人称“女将军”的中央委员陈少敏是唯一不举手的代表，她因此而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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