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56秒，河北唐山市发生大地震致使242419人丧生(包括天津等受灾区)，36万多人受重伤，70万多人受轻伤，15886户家庭解体，7821个妻子失去丈夫，8047个丈夫失去了妻子，3817人成为截瘫患者，25061人肢体残废，遗留下孤寡老人3675位，孤儿4204人。
二十世纪，全球伤亡最大的地震有三次，中国就有两次，其中唐山大地震伤亡最为惨烈。二十世纪三次分别为：
1920年我国甘肃的陇东大地震，8.6级，死亡20万人。
1923年日本东京、横滨大地震，8.3级，死亡14万人。
1976年我国河北唐山大地震，7.8级，死亡24.2419万人。
地震造成死伤，在陆地，主要在于建筑物倒塌造成伤害，在海滨，除了房屋倒塌之外还可能因地震引发的海啸夺人性命。而不论什么大地震，破坏建筑物并引起重大伤亡的时刻，一般只有很短的时间。通常多在30秒之内吧。因此，人类只要得到提前预报，在那关键时刻离开建筑物，就可以大大减少死亡的威胁。
准确地震预报，就是救人性命。那么，中国对大地震有无预报能力呢？答案是肯定的。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发生7.3级大地震，就因提前预报而使本次地震伤亡降至极低。那么，仅仅一年之后，唐山大地震前，怎么没有预报了呢？
唐山有位作家叫张庆洲，他为唐山震前地震预报寻找答案。结果，却发现隐含令人痛心的历史真相。唐山震前是有较准确的预报，可是在当时极左政治控制之下，在可怕的官僚体系之中，这个准确的地震预报未能及时发出。这就是说，唐山大地震原本不会造成24万余人死亡。张庆洲不是一位地震专家。但为了证明自己的采访真实可靠，他对采访都做了证据，包括录音和其他原始材料等，都让被采访者签字为证。
原来，在唐山地震前，不仅有不少震前预兆，也有多位地震（预报）工作者较为准确地做了地震预报。下面，是一份唐山地震重要预测清单：
1967年10月20日（距唐山地震9年），李四光在国有科委地震办公室研究地下水观测的会上指出：应向滦县、迁安（均属唐山地区）做些观测工作。如果这些地区活动的话，那就很难排队大地震的发生。
1976年初（距唐山地震不到半年），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综合唐山市四十多个地震台站的观测情况，在唐山防震工作会议上作出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将有5～7级强震发生。
1976年5月（距唐山地震三个月），杨友宸在国家地震局济南时震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1976年7月6日（距 唐山地震22天），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作了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1976年7月14日（距唐山地震14天），北京市地震队电告国家地震局，出现七大异常。国家地震局查志远副局长主持在唐山召开了京津唐张渤群防经难交流会，唐山二中田金武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
1976年7月22日（距唐山地震6天），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震情分析组长汪成民在国家地震局局长门口糊了平生第一张大字报。一面是地震趋势预报：北京队、天津队和地球所的预报意见。另一页是地震短临预报：河北队、地震地质大队、海洋局情报和地震测量队的预报意见。山海关一中地震科研小组再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了局面预报意见：7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际地有6级左右地震。
1976年7月23日（距唐山地震5天）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到乐亭红卫中学落实异常。侯世钧提出：这个大震最低为6.7级，最高可达7.7级！
197年7月26日（距唐山地震两天），国家地震局汪成民一行15人到北京市地震队听取汇报。北京市地震队提出七大异常。
1976年7月27日10时（距唐山地震17小时），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人听取了汪成民的汇报。查志远决定，让汪成民明天去廊坊落实水氡。
1976年7月27日18时（距唐山地震9小时），马希融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和上级作强震临震预报：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马希融最后的警告，没有人理睬。结果，很多原本可以被一句话活命的人，却提早地死于非命。
与唐山相邻的青龙县，也是这次重灾区。在青龙，房屋如唐山一样大面积倒塌。这次地震中，青龙县损坏房屋达18万间。可是，青龙县却在这次地震中无一人死亡。原来，这是因为青龙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在1976年7月14日，与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震情分析组长汪成民有了深入的交谈，获得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准确报告。王春青把情况报告了青龙县委，青龙县组织群众在防震棚过夜。结果，全县47万人口成功躲过这一劫难。
唐山躲不过，马希融报告得不到重视，唐山二中田金武的预报得不到重视，汪成民的分析得不到重视，而更荒谬的竟然是杨友宸，这位唐山地震办公室负责人，因在1976年5月那次国家地震局济南时震工作会议上的预测，被有关部门打入另册，居然让到他所谓“五七干校”挑大粪去了（即劳动改造）。
杨友宸为何在那关键时刻受到那样的惩罚？因为当时国家地震局主要领导人均左得离谱。他们不听本局的汪成民，更不愿意听杨友宸的。而非地震局系统的地震工作者，他们更不当回事。杨友宸偏要在正式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当然生气。
不听杨友宸、汪成民等人的，是因为国家地震局对四川北部的地震预报摆了一个大乌龙。原来说川北要大地震了，结果什么也没发生。而地震预报，完全准确预报直到现在也是很难做到的。可报错了，就是很大的政治问题。在文革期间，什么事都往政治上套。原本严肃的科技，就变得非常不严肃。对国际地震局领导而言，报错了一次，就背上了很大的思想政治包袱。这样，对新的重大地震预报，特别临近首都的地震，有关人员宁愿采取不闻不问的做法，也不愿招惹政治上的麻烦。纵然未认真预报地震，也没什么。说地震情况很复杂，很难准确预报，就可以逃避责任。事实上，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那些直接责任人都用的这等托词逃避责任。因为唐山大地震对国家的伤害太大，一些人还故意搅局，混淆视听，说世界上任何地震都是不能预报的。如果能够预报，只不过依靠侥幸罢了。
在同一场灾难中，一边是唐山的毁灭，一边是青龙县的死里逃生。究其原因，是当时的青龙县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受到左的干扰。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就是取胜之道。而极左路线，却总是通过政治的帽子、棍子、棒子，对干真事，实干事的人巨大的冲击甚至迫害，搞得很多关键岗位的人没法子正常做事。在国家地震局，汪成民没法子正常做他的地震分析，而有了分析结果，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杨友宸，唐山地震预报的把门人，他如果能正常工作，在地震接近时，他可以掌握更多的证据从而向社会发出警告，可左棍把他赶去“五七干校”挑大粪。（现在很多人或许不知道“五七干校”。那“五七干校”，实际上是文革的一种特殊的变相监狱。）
在今天这个地球上，7级以上大震平均每年18次，达到8级及以上的巨大地震每年平均1～2次。这就是说，唐山地震虽然厉害，但原本并非最具破坏性的。比它强度大的地震多得多，且每年都有。然惟有唐山大地震却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死人最多的一次地震。
唐山灾难之后，国际上纷纷伸出援助之手。1976年7月28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盖茨原则上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所希望提供的任何援助。7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致电中国总理华国锋，称联合国准备帮助灾区人民克服这场自然灾害的影响。英国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在下院宣布：在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以后，英国已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药物资。可在极左思维下，我们拒绝任何外来援助。《人民日报》的社论说：“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噢，这是打肿脸充胖子。为了证明自己强，我们把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当作一种软弱。可我们所能证明的，不过是虚假的繁荣，是灾后民众生活的难辛。在那个特殊时刻，数万重伤者和无数孤寡老人、孩子需要及时救助。按照国情和财力，我们很难应对。可为了显示所谓“优越性”，我们宁可让灾民苦撑。
拒绝国外援助，却还要隐瞒灾情。这样，全国人民并不知道唐山坠入炼狱之中深受煎熬。外地人民不知道唐山之苦，便使援助唐山大打折扣。全国人民不知情，看到的却只是这样的八股式灾情报道：
“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
在唐山大地震前，云南通海也曾在1070年1月5日发生7.7级大地震。这场地震，死亡人数为15621人。有人检查两次隐瞒地震真相的新闻报道，竟然发现在有些段落、句子也几乎是一模一样。
隐瞒重大灾难真相，则是1950年4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确定的原则。这批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为何要这样做？理据何在？除了“左”的教条思想，实在找不到其他原因。左倾教条主义，就是想当然地设置一些樊篱。很多这类极左的樊篱，限制了民主自由，限制了开明政治制度的建立。
唐山大地震实际灾情，是1979年11月23日通过《人民日报》公开，云南通海大地震，则要到2000年1月5日才正式公开。这对灾区和灾民，对不幸罹难的人们，是多么的不尊重！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在重大灾难后开始接受国际援助，实事求是报告灾情，其结果既没有丢脸，也没有引起社会混乱。相反，正因为诚实了一些，我们灾后的善后工作得到加强，灾民的苦难也就减轻很多。1996年2月3日19时14分，云南丽江地区发生7级地震，造成严重破坏和损失。受灾乡镇51个，受灾人口达107.5万，重灾民30多万。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40多亿元人民币。如实向国内外报告灾情，丽江迅速得到国内外援助，并使这个文化古城在国际上扬名。1997年12月，丽江古城顺利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如今，丽江已成为中国最红火的旅游热点之一。
在那个左得让发昏的年代，还有些更为严重的人为惨剧被隐瞒。
1975年8月，在淮河上游，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1015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直接死亡，而间接死亡（疾病、饥饿等）人数则达26万，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关于死亡人数，由于历史的隐瞒，变得扑朔迷离。另一说是打捞到的尸体10万多具，后续因缺粮、感染、传染引起的死亡14万，共24万多人死亡。中国原水利部长钱正英亲自作序的《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披露，在这次被称之为"75.8"大水的灾难中，河南省有29个县市、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亩农田受到毁灭性的灾害，1100万人受灾，85600多人死难，致使纵贯中国大陆北京至广州的铁路(京广线)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影响运输48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
一场历史并非很久远的“世界第一科技大灾难”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究竟有多少人因此死于非命？难道这也会成为一笔历史糊涂账吗？
1975年8月7日4时开始，汝河上游确山、泌阳、竹沟等中小水库垮坝。仅仅20多个小时，溃决中小水库就有数十座。
1975年8月8日凌晨1时许，号称具有千年一遇防洪能力的板桥水库垮坝。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向下游冲去。首当其冲道文城公社受灾最为严重，死绝227户，9600人遇难。文城公社，36000人口中，有18000余人遇难；该公社魏湾大队1700余人中有近千人丧生；该大队三小队256口人中仅存96口，有7家人绝户！
1975年8月8日凌晨，在板桥水库垮坝稍早时刻，同样号称具有千年一遇防洪能力的石漫滩水库垮坝。随后，下游田岗水库随之漫决。
其后，淮河上游几乎所有的防洪堤失去作用。洪水四处漫溢。仅驻马店就形成4.5万平方公里的“大湖”。
更多的沿淮民众死于水库之祸。
原来，淮河水库，有着强烈的政治背景。1950年代初，前苏联所谓“专家”在未认真了解淮河实际情况下，给淮河下了一个蓄洪与泄洪并具的药方。蓄洪就是修水库。这主意看上去不错，可由于未了解淮河性子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就先天不足了。在错误的治淮方针指引下，淮河上游先有了洪河上游的石漫滩水库和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到了1957-1959年前后，大跃进的思维，使得驻马店地区一下子有了100多座水库。河南修水库，安徽也跟着大修。这样，淮河反而被太多的水库所伤害而变成了一头困兽。结果，1975年8月特大洪水到来时，灾难也就来了。
板桥、石漫滩水库群连环垮坝溃决，造成那么大的灾难，直到2003年才在《工人日报》正式报道。板桥水库的教训，对大江大河修建水库，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可是此事虽然作为旧闻被人重温了一下之外，却并未对盲目大修水库的盲动行为有所遏制。在长江三峡这样的例子推动下，中国大修水库的左倾盲动行为，竟然有增无减。由此可见，极左思潮不彻底反思，我们很多人将还会干更多的蠢事。
极左的危害，主要就是脱离现实，任意妄为、盲动，破坏民主、自由、法治，进行不恰当的舆论控制，然后做了坏事，又来个死不认账。极左派总是为中国、为别人“设计”一种美好的未来。其实，他们的设计都是唱的好听，做起来根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