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一：苏联的解体是美国和平演变的结果

不错，二战结束后，为了遏制斯大林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燎原之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朝鲜、越南、中东、非洲等地与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发生了激烈的代理人战争。在欧洲、古巴等地进行着严重的军事对抗。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使现代战争很难使获胜方全身而退，所以为了全面战胜对手，美国除了与苏联进行热战、冷战之外，还实施了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
和平演变战略又称超越遏制战略，由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于1950年代初提出来的。按照尼克松的解释，和平演变是一种和平竞赛，即以各种非暴力方式向苏联民众输出西方思想与文化，在苏联民众接受了西方的思想与文化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经由苏联人民自己的手发生和平变化，从而达到从内部瓦解苏联共产主义的目的。

应该说，苏联的最终解体，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肯定起了作用，但这种作用却绝非人们想像的那样大，因为：

1、苏联一直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政策，能够通过人员交流、报纸、电台、电视台接受到“美国文化教育”的人非常有限；而苏联的媒体对民众的思想灌输却是全面的、每时每刻的。

2、在美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同时，苏联人也没有闲着，他们不仅用和平的方式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宣传共产主义理论，而且在许多国家直接或间接地组织武装斗争以图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的胜利。

既然美苏双方同时进行了意识形态的输出与斗争，为什么最终解体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最终灭亡的是苏联共产党而不是美国的民主党或共和党。

根据以上事实可以确信，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失败其根本的原因或者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其自身的制度，而不是什么美国的和平演变。

美国希望苏联结束集权制度向美国的民主制度靠拢是事实，但美国不希望苏联解体也是事实。1991年，在苏联出现解体征兆的前夜，美国总统布什亲自到苏联给予戈尔巴乔夫以政治支持，同时，他于1991年8月1日赶到乌克兰并在乌克兰议会（最高苏维埃）发表演讲反对乌克兰独立。

布什在乌克兰国会是这样警告乌克兰的独立者的：“美国支持自由，但是自由不等于独立。美国人民不会支持那些将远方的暴政换为当地专制的人，美国人民也不会帮助那些鼓吹基于民族仇恨的自杀性民族主义的人。”


现任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曾经说过：苏联解体与苏共灭亡的原因有三个。即苏共对真理的垄断（对新闻与意识控制），对权力的垄断，对利益的垄断（即经济特权）。

谎言二：苏联人民曾经生活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1、经济上
1917年3月，原沙皇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导致俄罗斯帝国解体，俄罗斯成立了临时政府。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史称十月革命。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改国号为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

苏联成立后发生了三次大饥荒，第一次发生于1921年。由于内战期间实行强制征粮，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苏俄成立仅后不到三年，俄罗斯粮食产量下降了50％。这次大饥荒波及苏俄的17个省，这次大饥荒在少数地方持续时间在5年以上，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在520万人，占当时人口总数1.6亿的3.25％。多地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第一次大饥荒出现后，苏俄政府由世界知名作家高尔基出面向世界发出救助。当时的美国国会专门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购买粮食送往苏俄，苏俄政府并和美国救济总署签订援助协定，由美国救济总署通过其它非官方途径从全世界向筹集粮食送往苏俄。美国救济总署在苏俄聘请了1.6万人开展救济工作。这次大饥荒在1923年2月基本缓解。

事后，高尔基曾这样评价美国的救援：“在过去的一年中，你们从死亡中拯救了350万儿童，550万成人，……。在我所知道的全部人类受难史上，没有任何援助的规模和慷慨程度能和这次援助相提并论。”

从1929年开始，斯大林在苏联实行强制措施迫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并将农产品价格定得极低，其中粮食的收购价格仅相当于成本的13.2％，而国家出售给农民的粮食价格却高得惊人，这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重创，粮食产量再次大幅下降。1932年到1933年，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区、西伯利亚西部、哈萨克斯坦等苏联产粮区发生严重饥荒。这次大饥荒导致约800万人死亡，其中乌克兰人占多数。整个乌克兰有约四分之一的人被饥饿夺去了生命。人吃人的现象在这些地区再次发生。

1946年到1947年苏联发生了第三次性大饥荒，只是这次大饥荒民众不顾当局的镇压用盗窃粮食的方式应对饥荒，同时，此时的苏联已经允许农民们在其住宅周围耕作少量自留地，这样就使苏联历史上第三次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大大降低。

由于长期偏重对重工业、军工业的发展，苏联的轻工业一直很落后，日用商品处于长期的匮乏之中。人们常常为了购买一点日用品而在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排队。在苏联时期，长长的购买队伍是其独特的一道风景，这道风景反映了苏联食品与居民日用品供应能力的极度缺乏。

2、政治上
1897年2月，俄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对试图以暴力推翻其统治的列宁判处了三年流放西伯利亚的刑罚。沙皇给予流放犯人列宁的待遇是每月8卢布的津贴，这使列宁可以每天吃到牛奶、羊肉。沙皇并且允许列宁的夫人到流放地陪伴他，还允许列宁聘请了一个女仆为他做家务。三年之后，列宁养得结结实实地离开西伯利亚，随后又去了西欧。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由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十月革命，列宁在革命后成为俄国的领导人，根据列宁的命令，1918年7月16日，已经退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包括沙皇本人、妻子、仆人、四个女儿等总计11人被处决。而尼古拉二世生前没有处决过一名布尔什维克者。70年后的1998年，沙皇一家的遗体被隆重安葬在圣彼保的彼得･保罗赛教堂中。

自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后，苏共内部的政治斗争就没有停止过。不同阶层、不同观点的人群之间的政治斗争在哪个国家都有，但像这种斗争像苏共内部的斗争那样残酷、血腥可能在人类史上找不到第二例，这些斗争包括：

1923年～1926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

1925年～1927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斗争。

1928年～1929年斯大林与布哈林、李可夫的斗争。

1934年～1938年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

还有苏共在不同时期对农民、知识份子及一切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

根据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所著《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改革运动》一书的披露，整个20世纪的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镇压造成超过6000万人死亡，其中被政治镇压的人数达到1000万人。

即使那些幸存下来的俄罗斯人也长期生活于贫穷、饥饿、惊恐之中。在前苏联，无处不在的克格勃（早期称契卡）与严密的告密制度，使每一个人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交往的每一个人都要谨小慎微，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死于非命，因为你的儿女、父母、兄弟姐妹、同事、同学、战友、亲戚、朋友都可能向当局告密出卖你。巴甫列克･莫罗佐夫因为出卖自己的父亲而被苏联树立为英雄典型，这个英雄鼓励着人们的背叛与出卖行为。在前苏联，人们最怕深夜被人叫出门，因为一旦在深夜被人叫出去就可能永远回不来了。

1930年代大饥荒时期，一名饥饿难耐的儿童从地里挖出一粒土豆，还没有塞进嘴就被枪毙了。

1928年苏联农村集体化期间，一切敢于抵抗集体化的农民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关进监狱，尤其是在不同时期的征粮工作中，哪怕是隐匿了一点点粮食都会被判刑甚至枪毙。

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盖。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利用此事件对党内各级干部进行极其残酷、血腥的清洗。这次清洗持续到1938年11月。大清洗期间仅斯大林个人就签署了681296人的枪毙命令。

在这次大清洗中，1917年10月革命时期的6位政治局委员4人被处死，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并最终被苏联间谍暗杀，这6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幸存下来。从10月革命到1924年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中有4人被处死，1人自杀，只有莫洛托夫、米高扬幸存。

1936年到1939年，斯大林共逮捕了120万名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一半。1934年参加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逮捕并死于监狱中。1934年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139个中央委员有89人被枪决。

苏联红军中5位元帅中的3位、9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将军中的50位、186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在清洗中被处决。大清洗中，另有16.5万名东正教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10.6万人被处死。

苏联远东地区的30万华人也在这次大清洗中被以各种方式全部折磨致死，一个不剩，其悲惨程度远甚于南京大屠杀。

在前苏联，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更遑论什么人格尊严，即使将对当局丝毫的不满显露出来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在一个连食品及其它日常用品都长期缺乏的国家，老百姓还能有什么幸福，尤其是在苏联，除了斯大林，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大小官员，他们的基本人权都无法保障，他们几乎长期生活于惊恐之中，他们随时可能因为政治迫害而死于非命，这样的国家除了苦难，人们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在苏联，即使权力无边的斯大林本人其实也没有享受到什么幸福与快乐。斯大林为了维护自己的终身权力而作恶多端、杀人如麻，因此，他害怕别人的报复，他长期也与其它普通民众一样整日生活于惊恐与不安之中。斯大林甚至在用餐时必须当面有人先品尝他才敢吃。斯大林有病不敢看医生，因为他觉得每个医生都是暗藏的敌人或恐怖份子。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发脑溢血倒在地上、失去知觉、尿湿裤子4个小时无人救助，这样的人生活在世界上哪有什么幸福可言。

3、文化上
没有流行音乐，没有电影大片，没有言情小说。任何稍带娱乐、抒情、言情的文艺作品都会被当作资产阶级的腐朽东西而被禁止。这就是苏联时期的文化现状或文化生活。苏联的言论自由也受到严格的控制，没有出版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任何对政府的不满言论都有可能让自己身陷囹圄。1956年之前苏联的刑法甚至规定，任何提及苏联1930年代大饥荒的言论都会被视为犯罪行为并会被以“反革命罪”追究刑事责任。

生活在文化沙漠里的民众会有幸福与快乐吗，这一点相信中国人有切身的体会。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人只被允许看那九部样板戏，除此以外哪怕是听了一首流行音乐，读了一首言情小说都被追究责任，轻则批判教育，重则关进大牢。

谎言三：苏联是个繁荣、富裕、强盛的国家
如果说苏联曾经在军事上十分强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1980年代中期，苏联的武装军事力量至少在规模上超过美国。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苏联是个繁荣、富裕、强盛的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

更何况因为叛逃、军售以及解体后的对外交流，苏联的武器装备得以显露真容——很多武器的性能，完全是吹捧出来的，武器装备体制也很成问题。

米格25战斗机的材料竟然是不锈钢，内部电子元件竟然是半导体，落后西方不是一点半点。

海军很多导弹号称航母杀手，其实制导方式受制约很大。而且，直到库兹涅佐夫级航母服役前，苏联一直没有能够与法国抗衡的航母，更别说美国了……

陆军的武备因为厂家的劣性竞争，致使苏联在八十年代末同时装备T55、T62、T64、T72、T80等五款坦克，互相零部件还不通用，致使苏军在战场上吃了大亏。

实战当中更是如此，海湾战争中，几乎全套苏式装备的伊拉克军队，面对绕了半个地球打过来的美军，伤亡十万人以上；美军为首的联军伤亡不到两千人。而且，伊拉克军队的人数，远高于联军。

至于军纪废弛、军队腐败，更不用说。苏联的军力，完全是数量堆出来的。

苏联于1980年代中期在军事上超过美国是因为其将工业投资的85％用于重工业，而苏联时期的工业又有80％的生产能力与军事工业有关，其中莫斯科有50％的企业属于军事工业，圣彼得堡的这一比例则高达85％。

如果今天的中国也将全部社会投资的85％用于重工业或者整个工业生产能力的80％用于服务军事，那么中国的整体军事规模也将很快接近美国。

同样，如果当年的美国也将工业投资的85％用于重工业并将整个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的80％用于军工生产，那苏联的军事实力要达到美国的20％都不可能。

不错，苏联建立后，其工业化速度确实相当快，但这种发展速度是建立在对剥夺普通居民基本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实现的，尤其是建立在对苏联各共和国农民的无情剥夺上实现的。更何况那时候正好赶上了西方的经济危机，吸纳了大量的西方技术人才。

在苏联，人们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用品、食品长期匮乏，居住条件得不到改善，文化生活、旅游等基本上与普通民众无缘。就如两户人家，每年的收入两家都差不多，但其中一家人不吃肉、不旅游、不买电器、不买时装，这户人家除了维持最基本的温饱外（有时甚至饭都吃不饱）其余的钱都用来搞建设建房子、修路，这户人家的建设肯定比另一户既要吃肉，又要旅游，还要买电器、买时装的人家的建设快许多。

但这样一种建立在畸形经济结构与人民的饥饿、苦难基础上的发展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种一样发展其实与真正的繁荣、富裕、强盛相差十万八千里，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与发展就如建在沙滩上的高层建筑，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倒塌。苏联的这种所谓强大带给普通民众的更多的是饥寒交迫与疾病、死亡。

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曾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所有人都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俄罗斯前任总统、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过去苏联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谎言四：苏联是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腐败、没有等级与特权的社会
苏联初期对农民个人持有的粮食进行强制性征收，政府武装征粮队常常将拒绝将粮食交给政府的农民关押甚至枪决。为了保证军队、政府、城市的粮食供应，征粮队甚至将农民的口粮、种子都强行拿走。

在1925年12月的第14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主张，但由于当时的苏联极度缺乏资本，于是斯大林便提出了“贡税论”，即通过国家控制产品价格，人为扩大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价格差对农民进行剥夺以便为国家工业建设积累资金。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提出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即对在列宁新经济政策中富裕起来的农民实行全面剥夺，没收其所有的财产。

1929年到1933年的4年时间里，仅国家政治保卫局就逮捕了519000名富农，这些人都被送进了在荒无人烟的边远地区建立的富农村（实际上就是准集中营），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要么死在了遥远而寒冷的路途，要么死于饥饿的集中营。

由于国家将几乎全部的投资用于工业投资，使农村获得的国家建设资金极少。

加之政府收购粮食的价格极低，常常不到粮食成本的50％，而国家征粮后返销给农民的价格又很贵。所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严重的挫伤，从而导致苏联成立后粮食产量一直达不到苏联成立前的水平，苏联以全世界最大的领土却养活不了其区区2亿左右的人口。

粮食产量上不去就更加增加了征粮的难度，并使政府与农民的对抗日益加剧。苏联初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最后，苏联政府动用毒气弹才将起义镇压下去。1921年8月22日仅驻坦波夫省的一个旅就向农民起义军发射了82枚毒气弹。坦波夫省由于这次镇压减少了三分之二的居民。即使到了1928年上半年仍发生了150多起农民暴动，1930年苏联仍发生了7576起农民骚乱，1945年有5757名集体农庄主席因为不配合政府征粮而被判刑，1946年有5.3万农民因盗窃政府粮食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斯大林为了减轻粮食征粮的难度，最后决定建立由农村官僚控制的农庄，因为从农庄征收粮食比从每一个农户征收粮食其工作量要小得多，也容易得多。但是农庄从一开始就受到农民的抵制，即农民不愿意加入农庄。斯大林对于拒绝加入农庄的农民，轻的剥夺选举权，重的逮捕、判刑甚至枪决。据统计，苏联在整个农村集体化期间，有400到500万农民被枪杀或死亡各种残酷的奴役。苏联政府对俄国农民的剥削与压迫远甚于沙皇。

苏联官僚阶层的特权与腐败就更是触目惊心。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于1935年6月23日到7月21日对苏联进行了访问，他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她在《莫斯科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特权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亲属谋利益。”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其《仅仅一年》一书中见证并描述了苏联高层领导们的奢华生活。“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的住房和别墅摆满了地毯、高加索的金银器皿和贵重金属瓷器……他们的别墅变成富丽堂皇的大庄园，有花园、暖房、马厩，当然，这一切都是用国家的钱来维持和经营的。”

叶利钦在自传中说：

“坐落在莫斯科河畔的那幢别墅，绿树环绕，面积很大，里面有花园，有运动和游乐场地。每间屋子都有卫兵守护，还有报警装置。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

“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单从外面看这座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橡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我的一家人基本上是被惊呆了。”

“苏联各级官员的特权与腐败自斯大林时代就已经公开建立，斯大林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

（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

（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

（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苏联在1930年代的大饥荒中饿死将近1000万人，即使如此，当时苏联特供的物质依然源源不断地供应着苏联的各级官员使他们继续着自己奢华的生活。

赫鲁晓夫1953年9月3日就任总书记之后曾经向苏联的这种特权与腐败进行宣战。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但是，在没有制度保障与权贵觉悟的配合下，赫鲁晓夫孤军作战，最终被特权与腐败分子赶下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