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复旦经济学者兰小欢说的非常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其实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的大道理和顶层设计，所有选择不过是当时亟待解决问题的最优解，一步步演变到了今天这样楼市绑架国民经济的局面。

比如为了鼓励地方发展积极性，88年中央政府跟北上广约定财政分成。因为有利可图，地方发展势头都很猛，很快地方就富起来了，说话都硬气了。中央因为拿到的分成很少，越来越穷，跟下面要钱都没底气。长此以往，中央必然越来越弱，这是江邓集团不愿看到的。

想维持中央权威，手上就得有财权，然后就有了94年的分税制。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分税制在地方阻力可想而知。所以跟地方争夺财权这种事，普通人出马是办不下来的，得朱镕基亲自出马，一个个跟省长以及背后的老省长们座谈。一谈就是大半年，为了让地方服从，中央政府答应设立“税收返还”机制后，才算谈下来。

分税制后中央抽走了大部分收入，钱在别人手里再拿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94年分税制后，所得税六成归地方。为了创收，地方又盯着所得税大力发展烟酒厂，搞起地方保护主义，本地店铺只能卖本地产的烟酒，这样不利于形成全国大市场。

02年又进行了所得税改革，除了特殊央企所得税归中央，所有企业所得税央地六四分成。

几波税改下来，大大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没钱事又多的地方政府只能自己想办法搞钱，然后轰轰烈烈的土地经济就来了。系列博弈中，中央权力更强了，卖地炒房的地方政府更富裕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也突飞猛进了，只有没有背景的年轻人越来越活不下去了，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成了阴影和代价。这不，人口断崖也来了。

一切都有因果…